一、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在解释论上的展开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改，产生了52条修正案条文，遍布宪法序言、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构等各个章节，包括宪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不同类型条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与抽象审查程序最大之不同也在于此。从功能进路出发，厘清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目的以及其对程序性规范的影响，这一重构性的解读方式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制度的理解、推进我国合宪性制度的构建。

[37] 如上所述，宪法法院在规范层面的规范审查权来源于司法审查权，并具有相应的合宪性基础，而一般法院的审查权与此不同，不但不具有终局性、规范性的特征，还具有着独立的权力来源，更为确切的表述是，义务来源——法官行使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适法性要件。2.在现有学说中增置先决性的筛查程序 如上所述，在合宪性问题移送程序中，通过限制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是筛选此类宪法案件的最有效方式。法院对被审查对象违宪理由的阐释不受更高级法院判例的约束，法院须自行形成确信，并且自行阐述其作出合宪性解释的不可能性（标准）。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2句的规定，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有两项前提：法院如认为某一项法律违宪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前者指法官在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时已形成内心确信并应在提案中详尽阐述，后者指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与否将直接印象原案件的裁判结果。

[26]同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209页。首先，法官在提请合宪性审查请求之前，应将合法性审查作为第一道筛查程序，当所适用的裁判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时，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下文将针对此做出详细论述。以《共同纲领》为依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章具体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性质、职权与组织体系，标志着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初步形成。

会议听取和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工作报告等。要把它实行起来，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与人民需要检察机关来维护人民民主法制。检察机关只有国家与人民需要它的时候，它才能存在与发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为全国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下设人民委员会等。[4]检察机关在工作中，也把人民检察署解释为新型的广义的司法机关（但和其他司法机关却有不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之一。

[16] （三）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 在《共同纲领》和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为了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最高人民检察署加紧进行了有关立法工作。对过渡时期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人民审判制度与检察制度的基础。（一）建立国家检察机关体系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如对法院和公安部门的错捕、错押、错判现象和其他部门的乱捕、乱押现象，虽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但缺少检察制度的监督也是一项重要原因。国家将监督法律的执行的重大责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当我们思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时，不能远离宪法制度，应从宪法制度的中国元素中积极寻找检察制度产生与演变的内在规律。[7]朱星江编著：《共同纲领解说》，上海文工书店印行1952年版，第57页。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为创建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对人民司法的理解，董必武认为，司法工作初建之际，思想建设特别重要，必须把它视为司法工作建设的前提。

（一）《共同纲领》文本中的检察制度 《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作为权威性解释，曾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指出：司法工作者一系列工作原则，在我们的根本大法上已指示得很清楚。

基于宪法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具有鲜明的国家性，体现国家意志。[1]这一时期《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不仅为检察制度发展提供了宪法基础，同时为1954年宪法规定检察制度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人民司法基本的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6]可以说，《共同纲领》以人民司法制度的规范表述，明确了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性质与体系，建立了以人民司法为理念的检察制度。报告首先总结了过去几年，各级检察署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如在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打击残余反动势力和惩治贪污、盗窃等重大违法犯罪分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启用印信，正式办公。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以及工农检察部的设立是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起点，也是人民检察制度90年的历史渊源，构成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的组成部分，体现鲜明的红色基因。

贯彻从实际工作的斗争中建立组织与开展业务的思想。他指出，关于人民司法的概念只在共同纲领第十七条上有一点。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并一致通过了《宪法大纲》。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是贯穿过渡时期检察工作的主线，也是判断检察工作效果的主要标尺。

1950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一九五。此次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2）保障《共同纲领》第五条之实施，注意检察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1954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克林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过去检察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四年多的检察工作，并为过渡至1954年宪法下的检察体制提出目标。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到会讲话，会议中心任务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的原则统一认识，建立新中国法律制度。[2]有关1954年宪法文本中检察机关的定位以及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有关检察机关问题的讨论，详见韩大元、孟凡庄：《1954年宪法与我国检察制度确立》，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19期。

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195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要求1951年全国普遍建立各级人民检察署。

[10]董必武：《要重视司法工作》，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第119页。各级检察署在1953年协同有关部门检查违法乱纪与错捕、错判案件9751件。来源：《人民检察》2021年第22期。[11] 《共同纲领》确立的人民司法作为指导司法工作的原则，规范人民司法的工作。

该条规定实际上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违宪审查要求权。这是新中国关于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单行法规。

[6]参见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7]据学者考察，人民司法理念源于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以司法为民思想为指导的司法实践，而人民司法最早出现在宪法性文件则是《共同纲领》第十七条。

到195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五大行政区的检察分署全部建立，全国50个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有47个建立了检察机构，并在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建立了人民检察署。他同时指出，要建立一系列司法机构，如各级法院、检察署等等，才便于进行工作……在我们政府组织法中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四个机关（军事委员会、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其中关于司法机关就两个。